【名家專欄】少年時代–簡莉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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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莉穎簡介

彰化員林人。東華大學原住民語言與傳播系、文化大學戲劇系、臺北藝術大學劇本創作研究所。《Par表演藝術雜誌》2012戲劇類年度風雲人物。2015年兩廳院「藝術基地計畫」駐館藝術家。2018年香港中文大學(深圳)駐校藝術家、政治大學駐校藝術家。

歷年編劇作品:

兩廳院駐館計畫TIFA台灣國際藝術節·四把椅子劇團《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》; 耳東劇團《服妖之鑑》; 前叛逆男子劇團BL音樂劇《新社員》、《利維坦2.0》; 再拒劇團《自由時代》(共同編劇); 四把椅子劇團經典重寫系列《遙遠的東方有一群鬼》、《全國最多賓士車的小鎮住著三姐妹(和她們的Brother)》; 果陀劇團《五斗米靠腰》; 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《羞昂app》; 窮劇場《懶惰》; 外表坊時驗團《春眠》; 慢島劇團《月孃》。

歷年編導作品:

黑眼睛跨劇團「對幹戲劇節」《看在老天爺的份上》、《活小孩》(共同編導); 第五屆女節《妳變了於是我》; 再現劇團《第八日》。
出版:
劇本集《新社員》、《春眠》、《服妖之鑑》。

社會學裡面有個名詞鄧巴數(Dunbar’s number),指人們可以維持人際關係的上限是150個。這150個人是你的內部圈子,大概一年聯繫一次,更緊密聯繫的朋友更少,只有約20人以內,甚至更少。這個數字是1990年代由人類學家羅賓鄧巴(Robin Dunbar)提出,他參考古代部落、軍隊、社會團體等等,歸納出人類的新皮質決定可交際的人數上限,再多就會超出大腦的負荷,需要如企業、國家等更高階層的組織制度化人類的交際往來。交了新的朋友,自然就會有舊的朋友淡去,這就是鄧巴數的自然定律。

國高中時代的老友A到台北面試新工作,跟我聯絡。許久沒見了,我約她去酒吧喝一杯。
「你有空?」她語氣充滿驚訝。
我給人多忙的印象?我一邊打開網頁搜尋附近的酒吧,想著,的確跟學生時代的老友很久沒見了。
大學時代即便我熱衷社運,這群老友仍然支撐著我的私人生活,一起租屋、鬼混、喝酒覓食、交流八卦、各自的感情困境……。一直到我考上研究所,開始劇場工作,剛開始規模很小,玩票性質,老友們也會開玩笑說,「做劇場的」看起來髒髒窮窮,賺不到什麼錢。大家各自有份收入極少的打工,見面時互相抱怨學校跟打工遇到的賤人,真是愉快的時光,說人壞話就是維持友情的最佳方式;一直到後來,我演出越來越多,開始受到一些注意,接著拿到兩廳院駐館藝術家、出書、各種講座、出國交流、回北藝大任教、加入影視公司,再遇到老友時,感受已經截然不同,當年一起鬼混的朋友近況我已經不太知道,聊起最近在忙跟關注的事情,在換工作的朋友面前又太像炫耀。
問起一個多年繭居在家的朋友,還是一樣嗎?
還是一樣。
過去覺得他才華洋溢,不解何以幾次挫折之後,就白白浪費才華,可能他並不如我想像的有才華,更有可能,成名的設計師、藝術家得到太多關注,天才洋溢的故事取代了藝文工作者的全貌,成為單一故事的霸凌,你不「成功」就是沒有天分;也沒有人告訴年輕人,當我們無法實現年少時代的理想時,究竟能怎麼辦。

在永康街的咖啡店巧遇國中最好的朋友,她一見我劈頭就說,「我離婚了!」臉上帶著連自己也不肯置信的笑容,「天啊我竟然會變成離婚婦女!」丈夫愛上別人,跟她坦白,非離婚不可。她在丈夫坦白之前,沒有發現任何不對勁。她說當時結婚也是為了給爸媽一個交代,人生有很多to do list沒有做到,至少當時,她可以在「結婚」這個空格打勾勾了。
我並不意外,她熱愛自由、幻想,工作常常做不到一年,婚後仍常混咖啡店書店,不想生小孩,過得彷彿是個沒有家庭的人。
但這都是以社會普遍標準來看,不走在社會規範之上的,似乎很難進入這個體制。拉回人跟人之間,她永遠熱情童真,對萬事萬物充滿好奇,沒有現實感,她會看到咖啡館的菜單是她當時最喜歡的綠色加灰色,對面的客人衣服上寫著她的幸運數字5而大大開心,覺得世界對她真好。她總是過於相信一些事物,以至於你會開始羨慕可以這樣相信的人。

似乎我的老友們多少帶有與社會格格不入的特質,這也是當初我們湊在一起的一個重要原因,看什麼都不順眼,也都同樣心高氣傲、見識淺薄,對社會一無所知也不想知,因為自己的愚蠢,所以對他人的愚蠢,容忍度很低。

無常就是日常,友情或愛情的最高標準常常是「永恆」,不能永恆的感情似乎價值比較低,情比金堅愛你到永遠成為神話,卻很少有人能告訴我們,變了怎麼辦。

炎櫻是張愛玲在香港大學讀書的同學,張早期的散文處處有她的身影,張描述她,翻遍書報攤的畫報,一本也沒買,報販諷刺她:「謝謝你!」她老實不客氣的回:「不客氣!」
性情跟品味相似的兩人成為多年好友,張愛玲說:「在這個世界上,恐怕只有炎櫻能買到讓我滿意的圍巾,換任何一個人都不行。包括愛麗斯或鄺文美,炎櫻是無法取代的,可能,任何人都無法替代。」
1949年後,張奔赴美國,一開始也是靠著炎櫻找到棲身之處。炎櫻是社交達人,聰明活潑,到哪都可以混得風生水起。張在美國嘗試用英文寫作,處處碰壁,已然沒有年少成名時的風光,一直要到六零年代、七零年代,張愛玲的作品在台出版,才結束窘迫的生活。
到老時,炎櫻成為《小團園》裡沒心沒肺的「比比」:「比比反正永遠都是快樂的,她死了也是一樣的。」
炎櫻寫了信給張:「我不知道我做錯了什麼,使得你不再理我。」開頭辛酸,但接下來,炎櫻又不斷誇耀自己掙了多少錢,全然不顧當時張愛玲的處境。張沒有回信,兩人已漸行漸遠。

張愛玲有一段話,是幫鄺文美詮釋她和一位好友的交情,卻也像是她和炎櫻友誼稀落的註腳:「如果老朋友再會晤的時候忽然不投機起來,那是以前未分開的時候已經有了某些使人覺得不安的缺點,已經有了分歧。」

「有一種友誼,只可共青春,不可共滄桑。」中國社群網站上流傳著這樣的一句話。

少年時我被《花之飛鳥組》這套漫畫迷的神魂顛倒,嚮往不良少女用鮮血與拳頭鍛鍊出的友情,大反派陽湖死前對著飛鳥告白:「我想,成為你的命。」我願成為你,我願成為你的生你的死,即便陽湖另有男友,兩人的感情不牽涉性慾,飛鳥是因為陽湖才得以繼續活下去,陽湖說飛鳥就是她手提包的一件收藏品,最後死在她面前,超越愛情,是我心中友情的極致。

但我忽略了一件事,因為啊,最後陽湖死了。
大部份的故事都是說到一半,才不會顯出主角的平庸。
《擊壤歌》的喬多麼飛揚帥氣,哪知道後來成了雷倩。

人類與動物的最大差別,在於人類有虛構的能力。
虛構故事可以讓人類社群以大幅超過鄧巴數150的規模,互相合作,因為有虛構故事,宗教、法律、人權、公司、國家都是人類創造出來的虛構之物,它們形塑人的價值觀,決定人們如何安身立命。
是以許多愛情友情故事,即便大起大落,最後仍走在一起,太多這樣的虛構故事了,偏偏大多數人的現實卻是,「每個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,遲早是要分開的。」賈樟柯藉《山河故人》的女主角之口,說了出來。
故事停在燦爛的一刻,就是商業電影,繼續寫下去那些必然的平淡,就是影展片了。

人是透過合作才有辦法活下去的物種,我們天生傾向跟人合作,但歷史上並沒有一個像近代這樣,每個階段都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合作模組的時期,古代如果我是農夫,我就一輩子是農夫,一生來往的人也差不多就那幾個。而現代社會,國中有國中的友伴,大學有大學的聯盟,如果距離不遠,還有地理因素綁在一起,但通常因為新環境需要新的合作模式,原本的人際就重新洗牌了,工作,走入家庭更是巨大的關卡。

我可以冷靜的對著以前的朋友說,我的演化機制讓我決定我現在不需要跟你保持關係了,因為對我並沒有好處,我們不在同一個部落裡了。
但同時我的情感教育,又使我回看我們過去少年時代的身影,那是個曾經每個月都跟我通信,長達三年的女孩。對我影響很深的人類學書籍,還是她推薦給我的。

「你以後想當什麼?」
「我想要二十七歲前死掉,二十七歲就是大人了,搖滾歌手都是死在二十七歲。」
我們都早就超過那樣的年紀。
知道曾經在彼此身上留下很美好的東西,那就夠了。

幸好人類有虛構的能力,身為一個專職虛構的人,我能做的,就是把她們青春的光彩化為一個個虛構故事吧。
畢竟那曾經對我來說,也是如同信仰一般的存在。

我有話要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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